见影生情,浮想联翩。每当我翻开影集，看到那些老照片，就情不自禁地勾起对建院初期与老领导、老同事一起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时的情景。1965年秋,丁淑贞、李挺宜、秘树修等院领导与我们十几位院先进工作者的合影照，是我珍藏着最有意义的照片之一。1963年9月，我从市红十字会医院调来杭州肿瘤医院，当时恰逢职工加工资，具体方法是:符合增资条件的人员中只能按一定的比例加。对照标准我是符合条件的，但由于此时我已调出原单位，而肿瘤医院则刚刚开院，因为怕两头落空，我找到丁淑贞书记，说了思想顾虑，希望丁书记能与我原工作单位市红会医院协商解决。丁书记听后当即表示:“可以”。这是我第一次与丁书记接触，给我的印象是丁书记说话和气，平易近人，办事爽快果断。建院初，门诊、住院大楼四周环境都还是坑坑洼洼、杂草丛生、乱石成堆，尚能见墓穴与尸骨的一片荒地。植树栽花、美化环境的艰巨任务，主要依靠职工的义务劳动。因此，在那段时间，几乎每天下午各科室都得抽人参加义务劳动。丁书记和其他院领导以身作则，带头参加。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一马当先。丁书记人比较胖，年龄也大，但她与我们一样锄地、铲草、搬石头、挖坑、植树样样干，不怕脏，不怕累，谈笑风生，与群众打成一片。1966年2月，党员民主选举产生新一届党支部委员会，我被推选为支部委员，分工是青年工作。因经常在一起开会、学习、请示、汇报，就有了与丁书记更多的接触，对她也有了进一步了解。在那个年代，党对医院的领导是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，党委书记的权力很大。支部委员会的工作，按民主集中制原则，书记是“班长”各委员明确分工，各负其责，大事集中讨论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一旦形成决议，大家必须执行。但对医院的医疗业务工作,丁书记还是非常尊重李挺宜、张泰崙二位同志的。丁书记对待工作认真负责、廉洁奉公、兢兢业业，生活艰苦朴素，待人热情和气，深入科室，接近群众。在1963年9月至1966年6月，在医院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医院的各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。临床科室从最初的仅有放射治疗，发展到有外科、妇科和化疗三个科，住院床位增加到150张。医院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类人员职责；开展多项科研工作，参加了全国第二届肿瘤学术会议并作大会发言，获得好评；全体医务人员响应毛主席提出“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号召，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，不断提高医疗质量，改善服务态度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；在遇到病人急诊抢救缺血时，职工都是争先恐后来献血；在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活动中，涌现出许许多多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；组建了民兵组织(装备有三·八步枪10余支)，加强了医院安全保卫工作；文体活动丰富多彩，每年组队参加由市总工会组织的元旦环西湖接力跑；周末经常在钴60大厅举办交谊舞会；文艺会演上陈重远和沈都英同志的舞蹈“逛新城”、王爱娟和董雅亭同志共演的越剧“盘夫索夫”、美名“金嗓子”的金传书同志的独唱等精彩节目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。我还珍藏着一张堪称“历史见证”的照片，照片摄于1967年1月15日“文化大革命”最黑暗的时期，那是我院丁淑贞、李挺宜等同志被批斗的场景。在那党纪国法的权威被无情践踏的岁月里，一个群众组织就可以私设公堂、任意抄家、抓人、关押、搞逼供信，所谓“揪出”“打倒”一个领导干部甚至是群众，那叫“造反有理”“革命行动”。给丁淑贞同志戴上了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“三反分子”“死不悔改的走资派”“修正主义党支部”等帽子，在批判会上搞“喷气式”(双手反背低头弯腰90度)。站立时间久了受不了，稍抬起头，马上又被蛮力按下去。由于丁淑贞同志文化水平不高，平时讲话快人快语，特别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往往即席发言,事先不准备讲稿，可能有些话说得不那么合适,就被造反派断章取义，无限上纲，成为丁淑贞同志的“三反”罪行。1983年7月26日，丁淑贞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当时虽然丁淑贞同志已调离我院多年，但我们医院仍有30多人前去参加追悼会。在其患病住院治疗期间，医院职工前往探望与慰问的也络绎不绝。时光荏苒，但我们不能忘记对医院建设有着不可磨灭功绩的先人们。可以告慰她的是，她为之奋斗的事业在蓬勃向上，她弘扬的革命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。
摘自《回忆录——纪念浙江省肿瘤医院建院45周年》
丁淑贞，女，1963年11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杭州肿瘤医院支部（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前身）首任副书记（主持工作），后调离浙江省肿瘤医院。
